虬江文库016 | 祁涛：早期社会主义学说中的社会科学建构：以圣西门的社会观为线索

摘要：作为早期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圣西门提出建立“实业体系”以应对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社会重建问题。在圣西门的学说中，社会科学与社会主义是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社会科学的诞生不仅要为后革命时代的社会秩序重新立法，也要解释社会组织自我运转的科学依据。在社会秩序重建的过程中，通过社会组织的自身原则重构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关系，其目标服务于建构一个美好社会，从而开启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在社会科学与社会主义相互嵌套的意义上，圣西门的学说既开创了现代社会学的道路，更影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

祁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思想史。

本文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47-51页。原文注释略去。

1824年，由于在署名权上争执不休，圣西门与他的学生兼秘书孔德决裂。圣西门的代表作之一《实业家问答》（Catéchisme des industriels）出版于二人决裂的前一年，相较于圣西门自己相对杂乱的写作风格，出自孔德手笔的第三分册更体系化地表达了圣西门的核心观念。随着两人的绝交，圣西门的学说也失去了全面体系化的可能性。在第三分册里，孔德不满足承接圣西门的哲学论述，他希望第三分册“通过两条不同的途径去建立同一政治体系的整体学说”，强调他写作的部分“以建立实证的政治体系为目的”。两人在论述路径上的分野暗含了孔德的隐约不满：如果政治要真正地成为一门实证科学，仅仅立足于实证科学的精神尚存不足，实证科学须通过全新的方式完成体系化的建构，才有可能摆脱传统政治的形而上学基础。

恩格斯曾经公允地评价了圣西门的历史地位。在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有发展到矛盾的尖锐对抗的时期，在现实条件还没发展起来之前，早期社会主义者以“空想”的方式对待社会弊病是必然的。不过，恩格斯只是侧重于考察启蒙理性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并未注意到早期社会主义的其他方面。从社会科学的形成史上看，虽然圣西门的学说来源于启蒙主义，但它很早就反对从启蒙理性出发直接建构政治。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底色是基于人民主权观念的自然权利论，依照这种观点，人们可以根据理性的原则建立理性的国家，从而获得平等权利。在实践的过程中，个人与国家间建立了直接的构成关系，又由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缺乏社会联系的中介，过于抽象的联系容易转化为直接的政治暴力。

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现的新术语“社会科学”，提供了一条区别于人民主权观念的新思路。最先使用该词汇的孔多塞、西耶斯等，都意指关于社会的知识不来自于形而上学，而是奠基于自然科学的基础。后革命时期的观念学派（idéologues）更坚决地拒绝了自然权利论，致力于确立关于人的新科学，要求考察具体世界的真实经验，捍卫人在社会中的权利。观念学派的努力进一步拉开了社会的知识与政治的知识之间的距离，社会科学关注社会的自然需要，是社会的知识；人民主权、普遍意志等都是政治的知识，它们表现出政府的非自然干预。圣西门接受了观念学派的立场，启蒙的政治哲学错误地指引了法国大革命的方向，依靠想象所虚构出的政治设计并不能建立良善的社会，社会秩序的重建需要一门全新的科学指引。

与此同时，圣西门与孔德尝试超越他们从启蒙运动中继承下来的社会科学精神，并且吸收了如迈斯特（Maistre）等人的保守主义立场，这种综合产生了全新的观念倾向：一种进步的社会科学如何用作社会重建过程的基础。用科学替换启蒙理性成为19世纪初的新选择，社会科学的诞生正是要在后革命时代为政治秩序重新立法。

在圣西门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圣西门明确提出社会的知识最接近于人体的生理学，既然它们都关注有机体的现象，人们在社会组织中的社会关系要像生理事实一般发生联系。在圣西门的最初构想中，社会等级的重组是根据知识等级的原则。由此，学者、艺术家和一切有自由思想的人，被看作是人类社会的第一阶级。有产者与劳动者分属其余两个阶级。让掌握社会科学的人处于社会的最高等级，意味着社会权力紧密地依附于知识类型，知识本身蕴含着权力的合法运用。福柯回顾性地解读了这一现象，在他看来，治理的技艺从政治哲学变为政治科学，反映了统治权支配的政体转向了治理技术支配的政体。在统治权支配的权力运作中，权力总是政治—伦理性的，被统治者要么天然地被统治（例如父权制的君主制），要么授权主权者统治的权力。在治理技术支配的政体中，权力始终是通过特定的治理技术进行统治，它们要关心社会成员之间的活动关系，建立全新的知识形式，再有效地实施政治。总之，权力关系被理性化了、抽象化了。

尽管圣西门并未洞察出治理技术转变背后的历史意义，但他注意到知识形式的转变存在着引导实践层面的可能性。作为一门新知识形式的社会科学，它牵引着社会变革的动力。圣西门将他的社会科学称为“社会生理学”（la physiologie sociale），这种新的社会科学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典范，正如生理学研究人的器官组织一样，社会生理学研究社会有机体的器官功能及其组织结构。另一方面，“社会生理学”致力于从社会事实之间的特殊机制中理解社会，从而摆脱法学和形而上学的影响，最终找到政治统治与社会运转之间的结合方式。

涂尔干曾指出，19世纪的社会理论把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区分开来，并且分别对待，这是18世纪的社会理论中所没有出现过的。我们在圣西门的学说中也看到了这种区分，“社会生理学”区别于18世纪社会理论的地方，在于转变了社会与政治的关系，社会不再是政治统治的被动对象，而是引导政治统治的主动方面。“社会生理学”对于19世纪社会理论的贡献，则表现在社会理论必须关注社会的复杂联系与相互构成，基于此，理解社会组织成为圣西门学说中最重要的内容，也直接地影响到近代社会学的诞生。

圣西门非常看重社会组织的自我运转与科学管理，该想法的直接动机是力图在后革命时代重建社会。1789年之后的政体频繁更迭，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国社会深受其害。法国大革命的高度政治化的原则无助于社会秩序的持续发展。虽然，大革命从孤立的个人出发直接建立政治，人与人之间仅仅获得了抽象的等同性，人们在政治状态下被赋予了形式上的权利，却没有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相应的秩序与自由。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之后获得了发展，极端的个人主义与日趋加强的中央集权共同威胁着法国社会的安定。个人主义表现为毫无道德的自私与竞争，中央集权让政治权力一直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且塑造出寄生在社会之上的官僚队伍和僧侣集团。圣西门注意到眼前的反常现象，不过是社会与国家的分离状态。法国社会已经是实业的社会，却受到一个封建性质的政府的管制。任何一个社会内部存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原则，都要处于紊乱状态。实业原则与封建原则之间的矛盾与对抗是社会重建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事实上，圣西门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的局限性，革命的胜利扫清了政治权威所依赖的基础，但传统社会的纽带被大革命摧毁之后，大革命没有建立新的社会体系，也没有建立真正的新秩序与新规范，任由旧社会的残余和新社会的内容混杂在一起，最终造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尖锐对立。孔德在《实业家问答》中更清晰地表达了圣西门的想法：

国王们认为，政府是特意作为社会的直接的和永远存在的对立物而成立的；而人们则认为，社会一直是在与政府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下有系统地组织起来的。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旧的政治势力还希望在新的政治体制下找到位置，重新跃跃欲试。另一方面，人民至上的思想总是鼓舞激进的群体，源源不断地为政治革命提供养料。所以，社会重建不断受到政治冲击的挑战。

于是，圣西门提出的社会重建方案是建立实业体系（système industriel）。首先，实业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由集体性的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所构成。涂尔干总结了圣西门的实业体系有三个基本方面：1、社会生活的唯一实质是实业，它由生产者构成，他们自己管理实体体系；2、政府被简化为维持实业体系秩序的行政机关，政体不再是重要的政治议题；3、在实业体系中，生产者出于自愿服从实业体系的运转。可以看到，实业体系的重心是建立自主的生产体系，它关心社会财富的增长，满足个人幸福与公共幸福。社会的经济生产不仅是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更是社会生活的核心。

其次，实业体系把生产者看作最重要的实业家。圣西门区分了财产所有者与生产者，财产所有者可以不通过自己生产，而利用资本就可以维持生活。但在实业体系中，无论处于何种分工形式，都要以劳动的方式参与到经济生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都被看作是生产者。对圣西门来说，最重要的生产者是学者、艺术家和手工业者。其他的劳动者也在从事生产，但只是间接地的产生影响。因此，科学、艺术和工艺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生产部门。

最后，实业体系有相应的道德原则。在实业体系中的人们要以兄弟相待，互爱互助。虽然，圣西门的道德体系还是依托于基督教精神的变革，但也非常接近后来正义者同盟的最初口号“人人皆兄弟”。通过继承并改造基督教的思想遗产，圣西门完成了对宗教的理解的双重转化: 一是将宗教去神圣化为人类的发明；二是将它神圣化为维持社会必不可少的世俗制度。宗教的社会功能取代了宗教的救赎意义，它的使命是维系社会成员彼此统一的精神纽带，避免社会体系中的多样性追求彻底抹杀了人们的统一性情感。在圣西门的社会学说中，宗教的社会化完全不同于德国的宗教批判，他并不废除宗教以通达彻底的唯物主义，而是注意了废除宗教的不可能性，只要宗教在社会中依然具有功能性的维度，宗教就不可能被轻易抛弃。

为了防止其他因素干预实业社会运转，圣西门格外强调实业体系的自发性。圣西门认为，实业体系具有一套内在于社会的动力学机制，它既实际地运转着实业体系，同时提供了社会科学的内容。就这样，实业体系与社会科学之间构成了相互配合的关系。借用沃勒斯坦的话说，19世纪初的社会变革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实际的需求：要想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或越“具有实证性”）越好。在这个意义上，圣西门的实业体系透露了通向当代社会的基本趋势，社会治理的发达与否取决于相关科学的精确控制程度，执行决策更依赖于社会科学的数据分析，而不是决策者的主观意志与判断。

圣西门的“社会生理学”看似改变了大革命以来启蒙理性支配社会的方式，但这种社会科学依然分享着先前的形而上学基础。通过精确科学所控制的劳动生产，科学的本质把人变成技术的对象。在这里，社会科学的建构性一方面建立了自我运转的精密社会，另一方面也发展了自己的对立面，为真正的社会解放提供了必要的生产条件与社会条件。

前面提到，19世纪的社会理论区分了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圣西门的实业体系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就社会体系的自主运行来说，圣西门取消了政体形式的首要性。他力图说明，政治形式是外在于社会的，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是两套运转系统，政治体系仅仅是社会体系的保护。考虑到由于改变政体形式是法国大革命的核心目标，一旦政治体系仅仅是具有行政功能的外部守护，圣西门便实质性地消解了大革命以来的政治优先地位。同时，对社会内的实业者来说，政治也不是他们去追求的事物，实业家只需要关心社会内部的事物。实业者的政治性仅仅是自发的联合生产，限制政权的活动范围和减少政府的开支，而不指向掌握政治权力的方向。就这样，圣西门削弱了社会与国家的对立状态，社会不再需要作为统治职能的政治，而只需要作为管理职能的行政。

圣西门“去政治化”的学说还隐含着另一层批评，大革命时期人民主权的政治哲学之所以破坏了社会秩序，不单单是因为政治哲学是一种抽象的政治设想，更是由于政治哲学没有从社会的历史演进中理解社会。圣西门为了证明实业体系不是自己的理论构想，他也提供了相应的社会观察。在《实业家问答》的第一册，圣西门回顾了法国实业的历史演进。法国自18世纪以来，就已经形成了自发的社会组织，虽然规模相当弱小，但已经是经验观察可见的存在。在圣西门的视域中，实业阶级的势力壮大是一桩经验可见的事实。考虑到圣西门之后的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圣西门所提倡的社会观察意义重大。对于法国社会学的发展来说，涂尔干提出“社会事实”是依靠经验观察和实验的数据，毫无疑问地受益于圣西门开创的传统；对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来说，通过直接的社会观察，洞察到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对立状况，正像是后来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章所描绘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验直观。圣西门学说的双重影响，展现了早期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丰富的启示性，它既可能开创社会学的传统，也影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除此之外，圣西门的学说还指向了更为深远的话题。实业体系的建立不仅仅是重新摆放了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进一步要求以社会组织的自身原则重构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关系。现代政治将传统家庭关系、宗教关系、行会中的半宗法关系全部去除之后，建立了契约式的政治关系来重建现代个人与现代国家。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现代自然法学派，以抽象的法权关系替换了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伦理关系。封建社会中的社会纽带转变成个人通过同意、授权以建立的法权关系。

圣西门拒绝了霍布斯式的现代政治建构框架，在现代社会中，现代社会组织重组了封建时期的社会关系，它既是以原有社会关系的发展为基础，也凭借不断发展的科学要素与社会分工，建立了全新的纽带关系。在圣西门看来，存在于社会组织中的关系是唯一真实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出于组织性便足以形成相互依赖的纽带关系，社会的自主运行与现代社会的本质密不可分。霍布斯式的现代政治建构只有抽象了的个人，所以只能看到抽象人的政治需要，发展不出以实现具体个人的社会需要为出发点的社会理论。在圣西门的学说中，人们是根据社会需要形成了社会组织，它的自主性来自于社会成员自发结合的结果，人们的劳动会尽可能有效地结合社会。因此，社会是自我提供动力与运转模式的机体，它自我决定着社会机制。圣西门的论述开启了一种奠基性的路径， 19世纪初法国的社会主义强调了社会的优先性，并同时解除了个人或国家的优先地位，相较于19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发展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圣西门为代表的法国社会主义学说，立足在既定的社会内重塑社会关系，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法国经验。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评论的那样，早期社会主义“空想”的实质是对自身地位的幻想，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公允地说，圣西门的实业学说固然有本能的社会改造渴望，但与此同时，圣西门寄希望于通过社会科学来重建社会，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更加意义重大。由此必须考虑圣西门的社会主义肇生出的两条思想路径。其一是他结合社会科学精神的社会研究为社会学奠定了基础，他对社会秩序的兴趣也成为古典社会学家们的主要理论关注点。其二是他的社会主义学说力主社会的首要性，从而在社会主义的原初语境中，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区分开来，成为独立的政治主张。因此，社会主义作为立足于科学认识之上的政治立场，要求社会在个人与国家之间保持优先地位，其最基本的态度是不赞同个人主义，也不同意国家主义。它反对政治上的个人主义，是因为拒绝激进人民主权倾向，它反对作为自我营私的经济个人主义，也否认了后者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则。就反对19世纪的国家主义来说，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寻求社会的自主解决方案，希望社会与国家之间保持相应的距离，因此后来的圣西门主义者也与无政府主义者合流，逐渐远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以圣西门为代表的早期社会主义不能仅仅在反资本主义的视野中进行理解，它面对的是19世纪的历史处境，所寻求的一种社会解决方案。社会主义的原初形象与其说是反资本主义的，毋宁说是从社会科学去理解资本主义，进而逐渐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最终，这一努力在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概念中完成了社会主义对于社会的根本性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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