虬江文库033 | 祁涛：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命运——重思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哲学关系

摘要：黑格尔哲学所遭遇的误解，同时代思想中“去形而上学化”的倾向息息相关。这种倾向造成研究者未能正视黑格尔哲学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积极贡献，由此无法深入理解马克思在存在论上的革命变革。重思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并不意味着直接返回黑格尔哲学，去简单地接受黑格尔哲学的立场。相反，本文提倡的方法论是充分理解黑格尔的哲学贡献之后，像马克思一样去阐发黑格尔未能思考的思想领域，最终以现代生活的现实性维度为基准，重整中国当代知识样式的基本面貌。

祁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思想史。

本文发表于《哲学分析》2021年第2期，第29-37+196页。原文注释今略。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对于经典思想的关注，越来越逊色于对于前沿问题的追逐。特别是最近几年，思想界不仅希望跟上知识更迭的速度，更试图定义中国当代思想的发展方向。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背后，局限于现代性框架内的知性知识正在悄然弥漫开来。

吴晓明教授的著作《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可视为一种时代观察：当黑格尔哲学被草率地置于一边之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解释也正变得可疑起来。这种思想的倒退，提示出黑格尔与马克思所共有的哲学立场，即反对一切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正是中国当代思想界用来分析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立场。由此，重新积极地把握黑格尔的哲学遗产，有助于中国思想界对流行知识样式的自我审视。

在“形而上学的终结”时代，重新谈论黑格尔哲学是一桩极其困难、又容易遭致误解的事情。作为思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哲学的方法被严格地圈定在对事情本身的整体把握上，世界只有在概念中才展现自身的本质规定，因此形而上学必须作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去完整地把握世界。对黑格尔来说，形而上学不是和伦理学、实践哲学、自然哲学相区分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就是科学本身。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就不仅仅对于德国观念论的发展历史有所意义，它标志着现代哲学的完成形式。亨利希（Dieter Henrich）这样评价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者们的哲学贡献：“他们用一种全面的哲学的世界图像为成功地解释现代自由意识的基本特征提供了范式。在这点上，此后的哲学家所写的东西要么没有表明它的应用范围内的相对的普遍性，要么没有表明在穿透构成现代世界基础的经验上的相对深度。”

自黑格尔主义式微之后，不仅他们对待哲学的方式受到了冷落，甚至连近代形而上学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20世纪多位哲学家在不同的意义上宣称过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在分析哲学的传统中，维特根斯坦就把哲学看成是一种澄清思想的活动，哲学不过是让思想变得清晰的分析方式。如果说，传统形而上学在分析哲学中遇到了方法论危机，因此它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和挑战，那么海德格尔为了拯救哲学的虚无主义化，而要求另立哲学的新开端，相当于直接批评了传统形而上学道路的终结。海德格尔从尼采的“强力意志”中理解到形而上学的自我完成，因为虚无主义正是形而上学“内在逻辑”的发展结果。唯独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这种形而上学的立场才本质性地获得了展开。在海德格尔那里，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真理的“非本质”地完成，它曾经竭尽所能地试图达到真理，而今却永远地无法再前进一步了。

除了来自哲学内部的挑战，传统形而上学还面临着更深刻的现实危机。20世纪人类社会的法西斯主义、种族灭绝等自我毁灭的灾难都迫使形而上学要在更深的层面担负责任。阿多尔诺发问道，在奥斯维辛之后，人们应该如何对形而上学展开沉思？在“根本恶”面前，“我们的形而上学能力瘫痪了，因为实际发生的事件动摇了思辨的形而上学思想和经验和解的基础。”阿多尔诺指出，形而上学的根本危机绝非哲学内部的合法性危机，而是哲学和其他人类精神的事物都遭到了瓦解，形而上学的任务和使命变得可疑，它越是深刻地理解世界，人们就越是觉得形而上学在远离现实。形而上学失去了它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

这些论断在20世纪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以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也不得不根据这些论断，展现出三种流行的解释倾向。

第一，消解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代表了这样一种解释倾向，他尤为否认马克思学说是内在超越了黑格尔哲学，因为这种哲学史思路是建立在两者神秘的内在联系之下。阿尔都塞分析了内在联系的三个前提，首先“目的论”预设了分析性的前提，它意味着理论体系可以拆分成各个独立的部分，比如道德的、经济的、政治的内容，这些独立的部分可以相互比较。第二个前提是目的论的前提，它是评判上述各个部分的尺度。第三个前提将观念的历史看作是真实的，观念世界是观念的自我理解。很显然，阿尔都塞严格区分哲学与科学，也消解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学说之间的内在关系：表面上发展的连续性下藏着黑格尔与马克思学说间的不连续性。

第二，从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直接联系出发，弱化马克思学说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主线联系。青年马克思数次转变了自己的哲学立场与政治立场，这也反映在他对于黑格尔不同文本的批判思路之上。不过，一些思想史研究试图表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伙伴最主要地促成了这些思想变化。例如赫斯的共产主义、卢格的激进民主主义等远比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来得直接。如果说赫斯、卢格、蒲鲁东、青年恩格斯的确多少产生过某些思想的“助推”，那么一些“马克思学”的研究甚至认为马克思只不过是从“二手”的黑格尔哲学中有所受教，换句话说，马克思是从一些活跃的“黑格尔主义者”那里有所受教，因此青年马克思一系列的转变，无非是回应这些“黑格尔主义者”，而非黑格尔哲学。这些说法都力图实证地将思想的外部要素看成是首要的、本质的，进而模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联系。

第三，一些研究轻易地越过德国古典哲学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这种解释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看作是一座完成了的巅峰，不仅所有的哲学问题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中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而且唯物史观还由于其不可辩驳的真理性，贬低了其他一切哲学的积极意义。这种研究的后果也是双重的，它一方面高度抽象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内涵，使之变得空洞和乏味，另一方面它也关闭了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之间的对话空间。后者最严重的后果是低估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之于马克思哲学的前提性贡献。甚至可以说，没有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获得充分的准备，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解释都注定陷入某种空洞的抽象之中。

如果将以上三点和形而上学的没落联系起来看，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哲学关系的再度晦暗，完全由于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真正历史性关联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以至于上述解释都作为一时的潮流出现在时代的前沿。海德格尔曾评价叔本华哲学对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胜利，在他看来，这种胜利根本不是哲学上的胜利，只是由于德国人再也不能提出达到德国唯心主义高度的哲学，这才让叔本华哲学在他的时代浮现出来。同样，如果不能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对于哲学根本问题的解答，那么我们当代的解释一定无法达到相应的原则高度，更不要说恢复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真正历史性关联。

《黑格尔的哲学遗产》的要义，直指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历史性关联的遮蔽之处。从笔法上说，作者有略侧重于“纠偏”的部分（本书第二编“思想的客观性”），也有偏重于“立论”的部分（本书第一编和第三编），但本质上说是殊途同归。用佛家用语来形容，“纠偏”是破“外道”，“立论”是树“正见”。本书最主要批评的“外在反思”、主观主义等，难道不正是体现在今天流行的黑格尔——马克思思想关系的见解之中么？同样，“辩证法”、“社会现实”等重要立论，也只有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历史性关联中才能真正显现。就此来说，本书毋宁说抛出了一个问题：理解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重新奠基为何需要重返黑格尔哲学的存在论基础？

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历史性关联，离不开黑格尔所规定的哲学对话的尺度。黑格尔独创性地改写了思想之间的历史性关联。一般来看，哲学本身是一种纯粹的思想，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外在历史，一种“历史性的外部状态”。所以，哲学史的写作与其说是哲学写作，毋宁说是史学写作。黑格尔改变了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在他看来，哲学史的进展就是哲学本身的进展。同样，我们一样不能设想没有哲学规定的历史，历史的基本特征就是可以被哲学所把握的，它的本质就是精神性的。在哲学史与世界史的相互构成意义上说，哲学史也就不再是作为仅仅被思想过了的东西，这些被思想的东西和尚未被思想的东西，也都受到哲学的规定，简言之，它与哲学是同一的。海德格尔评价道：“在黑格尔之前，没有一种哲学获得过这样一种对哲学的基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使得下面这回事情成为可能并且要求着下面这回事情，即：哲学思考同时在其历史中活动，并且这种活动就是哲学本身。”

历史性的关系保证了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内在关系，但黑格尔对历史性有着特殊的理解：它意味着扬弃的特征。黑格尔分别从两个步骤确定以扬弃为特征的关系，第一步是确定哲学是作为“思想的实事”，这种“实事”是与哲学史的相互规定中揭示这般“实事”，那么扬弃的第二步就是确定与哲学史的对话尺度。思想的生成首先需要深入到先前哲学的范围之内，统摄哲学史已经展开的统一性中。

例如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实体即主体”，是调和了斯宾诺莎的“实体”和康德的“主体”的创造性转化。根据海德格尔的解释，黑格尔在进入康德哲学之前是有所准备的，他首先领会了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即在纯粹客体的意义上，存在达到了作为绝对的实体性。正是由于斯宾诺莎哲学在实体性上的彻底，以及由此造成存在的主体性匮乏，就此开辟了理解康德绝对唯心主义的道路。因为在康德那里，存在必须首先成为绝对主体性的主体，作为绝对的客体反而成为不可把握的“自在之物”。那么，作为绝对者的“实体”也成为不可触及之物，成为有待解决的难题召唤着斯宾诺莎哲学的恢复。所以，黑格尔的哲学问题是由斯宾诺莎哲学与康德哲学之间的关系所预先给定的。

我们看到，黑格尔从传统思想中看到了哲学在自身发展中达到的高度，同时他还注意到，哲学所获得的成就反映出那个时代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因此，哲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的思想关系，如果我们统称为哲学史的话，主要是哲学问题的流转与开新。黑格尔在哲学史中明确自己的哲学问题，确立了以“扬弃”为枢纽的思想前进方式。海德格尔评价道：“在思想家之所思中——只要它能够作为当下阶段而被扬弃入绝对思想中——，黑格尔找到了思想家各自的力量。”

扬弃的方法必须有三个前提。首先思想传统之为传统，在于传统是已经被思考过的、被普遍追问过了的事物。对黑格尔来说，哲学传统意味着表明了思想在自我运动中的一系列确定性，这是一系列思想曾经抵达的地方。因此，扬弃运动所要包含的传统，必须将已有思想的确定性转化成下一个思想的环节，否则扬弃运动就只能寻找第二开端，而不可能在连贯性的运动中实现对于思想传统的内在超越。就黑格尔提出的哲学任务来说，哲学传统相对于更高的发展及其最终成果而言，它总是一个缺点。其次，哲学传统被思辨的历史性所规定，黑格尔不认可存在着多种哲学，哲学就是“一”，哲学史上看到的形形色色的表述，无非是唯一的哲学所展现出的历史性差异。扬弃所面临的“一”和“多”的关系，被看成是绝对观念和它自身丰富性的关系。最后，黑格尔的扬弃之路是以哲学的完成（Vollendung der Philosophie）作为终点的。形而上学的绝对形式完成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中，形而上学再也不能超出自身，言说出更新的内容。

海德格尔据此判断，有赖于黑格尔的杰出努力，形而上学到达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哲学得以完成并抵达了它的终结形式。“在那里哲学历史之整体把自身聚集到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去了。作为完成的终结意味着这种聚集。”哲学只有它的终结形式，而再无全新开端的可能。于是我们看到，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之所以是封闭的，正是由于它将思想发展的历史性加以绝对地把握，从根本上说，历史性始终要通过绝对本身来规定。

更为重要的是，思辨辩证法也同时规定了其他思想与之对话的尺度。黑格尔扬弃其他哲学的道路，或者他规定的哲学对话方式，是一种与他是同一的，一种中介性的关联关系，或进入一种统一性之中的统一过程。黑格尔实际要求的是，与之相对话的哲学，不能立足于黑格尔哲学之外与之对话。他也同时要求，与之进行对话的哲学也不能抽象地把握它的形式，而要深入到体系中有内容的规定之中。因此，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对话，不由自主地面临着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化的倾向。历史上，卢卡奇就曾经在试图复归黑格尔哲学的渊源时，达成了这样的理论效果。

那么海德格尔指出的方式是什么呢？简要地说，海德格尔回绝了扬弃的方式，而取代以“揭示”的方式。他指出，在黑格尔的哲学尺度下所穷尽的哲学，不过是在自己的区域中运作所能把握的事物。“恰恰就在哲学已经把其事情带到了绝对知识和终极明证性的地方，如何隐藏着不再可能是哲学之事情的有待思的东西。”返回黑格尔哲学，不仅意味着去理解曾经被黑格尔把握过，但如今被非批判地理解的事物，更意味着理解在黑格尔哲学领域之外，揭示尚未被彻底思考的事物。

思的任务指向了那些尚未被思考的事物，或者说在哲学的尺度中被遮蔽的东西，只要哲学还以这样的尺度衡量着思想，那么这些尚未被思考的事物就始终是晦暗不明的。海德格尔将自己的方法称为“返回步伐”（der Schrittzurück）。思的任务追溯到孕育思想传统的那个前提中去了，即追问存在之真理，这种真理在哲学的历史中最终定格为，有神论的、逻辑学的和形而上学的三种性质。哲学中一切关于这三种性质的逆反：无神论的、反逻辑的和反形而上学的反动，依然落在已有哲学的框架内。海德格尔要求一种全新的对待思想的尺度，“返回步伐”表达了下降到最原初的开端处的渴望。他提出：“真正的传统并不是载有过去的重负的拖船队，毋宁说，它把我们释放到当前呈现的东西（das Gegenwartende）中，并因而成为对思想之实事的基本指引。”

海德格尔的讲法启发了一条跳出黑格尔预先规定的对话方式。从马克思哲学返回到黑格尔哲学，并不仅仅意味着全盘接纳黑格尔的体系，而是发现被黑格尔哲学所遮蔽的内容。再以这种内容为新的开端，指引出一条不同于黑格尔哲学基本定向的道路。马克思哲学接续黑格尔哲学的哲学史意义，也绝不是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单纯反动，而是在绝对形而上学完成自身之后，开启一种新哲学的可能性。

《黑格尔的哲学遗产》三大主题的创作：辩证法、思想的客观性与社会现实，正是由上文所提到的两个步骤原则所完成。第一个步骤是从马克思哲学回到黑格尔哲学的特定领域，即“客观精神”，用以衔接黑格尔的现实概念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第二个步骤更为关键，从黑格尔的现实概念再度出发，深入处理了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根本差异，并由此深入到社会现实的维度，重新理解唯物史观的内容与方法。

第一个步骤已经颇为不易，第二个步骤则更为艰难。首要的难题是，从黑格尔哲学的“客观精神”出发，未必一定会通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今天诸多黑格尔哲学的复兴浪潮中，我们也看到当代规范伦理学正在积极地从黑格尔哲学的“客观精神”中汲取资源。那么，“客观精神”与唯物史观之间构成思想连接的必然性是什么？这不仅是《黑格尔的哲学遗产》所要解答的问题，也是青年马克思本人所面对过的问题。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把黑格尔哲学概括为三个要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充满矛盾统一，即绝对精神。”马克思懂得黑格尔哲学的努力，斯宾诺莎的实体与康德——费希特的主体之间必然需要一场艰难的调和，虽然马克思指出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并未解决问题，但黑格尔也准确地指出实体与主体的纷争是时代的哲学任务。

摆在青年马克思面前的历史处境是老年黑格尔派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斗争，前者的哲学原则是实体的，后者的哲学原则是主体的，即自我意识的哲学立场。但要真正大踏步迈过这场争论，青年马克思不得不反复思考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尝试拯救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内容，换句话说，马克思试图在“客观精神”的限定中重新理解辩证法。阿尔都塞评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也奇怪地宣称马克思的思想演变过程是一种“奇异的辩证法，而《手稿》显然是这种辩证法中间的一个最奇异的插曲。”作为这种奇异的辩证法的结果，《手稿》“在他实行既是最后一个又是第一个彻底转变的时候，他的既是胜利的又是失败的思想。”阿尔都塞提示了《手稿》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特殊性，马克思一面破天荒地回到黑格尔的总问题，另一面又距离“哲学革命”一步之遥，却又非常遥远。其实，《手稿》实际蕴含了两种哲学立场间最激烈的对抗与最全面的综合，意味着马克思尝试彻底厘清自己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根本差异。

我们又看到，在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马克思又再次评价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各自的贡献与局限。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清晰地理解了自己的哲学立场，它成熟地区分了自身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差别，并且识别出表面上对立的哲学立场，暗含着共同的局限。黑格尔以唯心主义所展现出的世界观建立了哲学（意识形态）的总问题，费尔巴哈的批评无非是以一种唯物主义的方式，再度呈现了黑格尔的总问题。它从否定方面提供了一种黑格尔哲学的理解，进一步说，它表现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自我批判，从而更加彻底地展现了黑格尔哲学的总问题。

那么，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通过“再度迂回”到黑格尔哲学，最终得到了什么呢？黑格尔批判主体性哲学的积极成果。黑格尔与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斗争，集中体现在反对“主体”和起源的学说。笛卡尔的“自我”成为决定性的一般主体之后，主体性哲学把哲学表达为主体的主体性的结构和运动。直到康德哲学，主体更进一步地被提升为绝对的自我认识时，主体变成为先验的和完全的，也就是在思辨唯心主义意义上被占有。黑格尔哲学从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那里找到了对抗主体性哲学的道路，坚决拒斥了主体性哲学的永恒承诺。对于马克思来说，黑格尔对于主体性哲学的批判，开启了通向“真理的此岸性”的道路。因此，马克思继承黑格尔的地方，是依靠于黑格尔哲学对主体性哲学的批判，将哲学圈定在客观现实的领域之中。同时从该领域出发，通达黑格尔哲学所尚未思考，或被先行遮蔽的社会现实领域。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是通过恩格斯对英国资本主义的经验观察，通过阅读政治经济学著作理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这种观点不仅削弱了唯物史观形成中的哲学基础，也无视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创造性转化。黑格尔的现实概念，最终让实存让位于合理性。与之相反，经验科学仅仅把实存的事物看成是唯一正确的东西。马克思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正是看到实存与合理之间的二律背反，由此理解了现代世界的矛盾性生成过程。

对于马克思来说，在概念中被把握的劳动，虽然是被现代生产方式所规定的活动原则，但现代劳动在概念中所显示出的二律背反，表明现存生产方式的矛盾规定。如果前者依然是一种反思的思想，那么马克思并不停留在思想的再诠释本身，而从概念的矛盾跃进到现代生活的自我矛盾，由此洞见现代生活得以改变的方式。

19世纪的现代生活所丰富展开的生产活动、阶级关系、意识形态等等，都已远超出黑格尔从启蒙时代所理解的现代世界。因此，现代世界的自我运动产生了全新的内容，填充在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带着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成果，理解实体性内容的社会的矛盾运动，无疑是驱动着黑格尔哲学的当代化。在这里，我们不如再度澄清《黑格尔的哲学遗产》一书面向未来的维度：随着现代世界的历史性实践的展开，今天的思想家需要肩负着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方法与任务，去把握现时代的社会历史进程。这一点，也是当代思想的命运般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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